《西方著名社会学家思想研究丛书》（杭州大学出版社）是1997年确定选题并开始组稿，当时主编冯钢曾来找过我，希望我来撰写其中杜尔凯姆一书。然而，当我听完他的具体要求，便不敢应承了，他的要求太高，显然超越了我的能力。首先，《丛书》所选人物必须是社会学思想史上那些在当今国际学术界具有相当争议的代表，他们的思想应该在今天具有广泛的研讨价值。像第一批书目所选的马克斯·韦伯、格奥尔格·齐美尔、安东尼·吉登斯、丹尼尔·贝尔，以及埃米尔·杜尔凯姆、维尔弗雷多·帕雷托、J·哈贝马斯、卡尔·曼海姆、皮埃尔·布迪厄等等，这些新老大师在学术界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颇负盛名。而其中有些大师在我国学术界还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说的，例如齐美尔、帕雷托、曼海姆等人的著作至今还没有见到中译本，有兴趣的读者却时常能在当下一些理论热点讨论中看到他们的被转述的观点或思想。另一些大师，如韦伯、杜尔凯姆、哈贝马斯、贝尔等人的著述在国内已有不少介绍，但因大师们的思想体系颇为宏大，而通常学者们往往都因“问题意识”而只从某一侧面来加以观注，少有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丛书》力求对大师们的思想体系和理论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尤其注重对大师们的那些常被忽略或难以理解的思想加以评析。例如《马克斯·韦伯：文明与精神》与国内以往对韦伯思想评述有一个明显不同的特点，作者并没有正面讨论人们已熟知的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显然作者认为时下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存在着许多误解），而是通过对韦伯宗教社会学思想的全面分析，譬如宗教与巫术的关系、一神教与多神教的比较、神义论问题的透视、信仰与制度的关系、宗教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关系分析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从文明史中的“精神因素”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来考察“新教伦理问题”，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多侧面的韦伯，令人耳目一新。《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则把一个以“收集现代性碎片”著称的齐美尔十分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在总体把握齐美尔思想体系的基础上，把齐美尔那些散见于七零八碎的随笔、短文中的闪光思想有机地整合在一起，重现了大师那种“不易归类、使人不安而又令人着迷的形象”。
对于学术经典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情境化”的方式，即力求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境和脉络中来把握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为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另一种是“去情境化”的解读方式，即倾向于从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超越文本所由以产生的具体社会情境和脉络，从中抽象出较具普遍性的、可以移置并洞亮其他社会情境的内在理路。鉴于当前理论界普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丛书》主编要求作者尽可能按照第一种解读方式来把握大师们的理论思想，也就是说，要从思想家当时所处社会的具体现实以及理论对这种现实的关照中来认识经典。主编者的意图很明显：虽然第二种解读方式更有助于使经典文本与当下现实发生联系，但如果是在不理解或误解作者原旨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普遍性抽象或直接套用文本中的概念、术语，那只能造成郢书燕说的结果。更深一层看，如果说我们今天必须重新架起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那么，了解大师们如何在对现实的关照中发展理论，体验他们对具体现实的那种经验感受，恰恰是一条不可缺少的途径。当然，由于第二种解读方式往往受到读者所关注的具体问题及其立场的影响，因此，在《丛书》作者认真完成第一种解读之后，完全可以让读者从自己的具体性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学术的发展，正如熊彼特所言，是我们与自己以及我们前人头脑中创造的东西进行无休止搏斗的过程，每一个进步都是在新思想和新需要的冲击下受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的支配。因此，任何对学术现状的把握实际上都是在把握为历史所规定了的特定的问题、方法和结论。
社会学在我国恢复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但至今仍处于“欠发达”状态。这中间既有学科发展规律本身的限制，但无可否认，也有理论研究导向上的问题。其中，缺乏对社会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无疑是一重要原因。正如时下一些目光敏锐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重读社会学经典，即运用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经典，意味着要将社会学理论传统中的各种观念、问题、方法与产生这些观念的历史性的权力－知识体制联系在一起思考。社会学理论对自身的关注，正是其理论想象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